丁宝桢与李鸿章海防思想之比较


      丁宝桢与李鸿章海防思想之比较 ——以山**防建设为例 摘要 摘要:山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海防的战略要地,是进出京畿、沟**外的重地。丁宝桢与李鸿章是晚清时期加强山**防建设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人的海防思想“同中有异”。在对加强山**防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海防建设方略以及海防作战指导方针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关于发动民众参与加强保卫海防问题、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问题以及筹饷问题等方面二人思想又存在着差异。本文就以两人加强山**防的措施为例对他们的海防建设思想的异同点加以论述。 关键词:丁宝桢;李鸿章;山**防 一、丁宝桢与李鸿章在山**防建设上的相同之处   (一)对加强山**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方面     丁宝桢和李鸿章的对加强山**防的思想和实践,都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从海上频繁入侵,中国海防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抵御外来侵略的性质。他们整顿水师、修建海防设施,都源于他们对中国海疆安全形势的认识。 对山**防危机的严重性和加强海防的紧迫性的认识,丁宝桢和李鸿章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丁宝桢任山东巡抚以后注意到加强山**防的重要性,指出“海防为国家最要之图”。他认为,山东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是“切近畿疆,海防情形最关紧要”[1](P.134),“海防之要倍于陆路”。{1}(P.134)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丁宝桢在《预筹海防情形片》中指出,洋人如果再有侵略行为,“天津则其必争以为要挟之地,上海则其必踞以为根本之图,而其中间寄顿粮草、转运煤水、缓急可便于接济者则必在山东。” [1](P.133)山**面辽阔,岛屿众多,山东沿海为京师最要紧的门户,必须在山东严密设防,整顿沿海水陆官兵,严防侵略者挑衅。在任山东巡抚期间,丁宝桢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多次强调山东沿海海防的重要性。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和海防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在1872年的奏折中说:“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年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2](P.68)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进犯台湾后,他曾多次告诫说:“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3](P.75)同时也指出“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3](P.75)中国各口岸“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4](P.44),“中国万里海疆,西方国家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其轮船电报迅速,枪炮坚利,中国水陆关隘不足限制”。[4](P.44)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川,加强海防已为今日中国“切不可等”之事。[5](P.56)李鸿章已经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敌人的实力。 对于山**防建设,李鸿章认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锁钥”,“纵览北洋沿海,水师扼要之所,惟**、**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6](P78)因此,他非常重视对山东地区海岸防御措施的筹建,以便扼守渤海湾通道,拱卫京畿重地。 丁宝桢与李鸿章对山**防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为后来山**坊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一据。   (二)在海防建设方略方面 海防建设方略问题上,丁宝桢和李鸿章都继续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以新式兵轮火炮装备海军,实现“船坚炮利”,以此作为加强海防的最重要举措;都主张整顿水师以提高山东水师的整体素质;都主持修筑炮台以加强海岸防务;都主张兴办机器制造局,发展军事工业,为海防、海军的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1.在整顿水师方面     丁宝桢认为水师是海防建设的第一要务,他非常重视对山东水师的改革,对此他提出了整顿水师的几点建议: 第一,裁併兵额以收实效。丁宝桢认为清廷水师的弊端主要在于“额饷足数,而为数过多,不足以养其身,又安能以束其心?”[7](P.250)主张裁兵併饷,以归实用。 第二,改革营制。丁宝桢反对丁日昌关于“以陆兵兼**师”的建议,他认为水师和陆营的作战方式是不同的,“能**师者,必不长于陆师,习陆师者,必不精于水师,以一人兼营水陆,必有得此失彼之虑。”[7](P.250)因此,他主张水师可适当练习陆军,但陆军绝不可以操练水师之法。 丁宝桢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裁减老弱残兵,招募年轻水勇,将登州水师前后二营合为登州水师营,**水师营改为**水师营,又合称登荣水师营。丁宝桢组建的登荣水师,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山**防的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荣登水师渐趋废弛。面对这种情况,正在筹建北洋海军的李鸿章对登荣水师进行了裁减。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内部展开了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李鸿章就提出裁减各省旧式水师。187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山**防成为李鸿章加强的重点。他将部分登荣水师调至大沽操练,山**面巡防工作有日益壮大的北洋海军承担,已不成规模的登荣水师仅起配合作用。 丁宝桢和李鸿章对山东水师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山东水师的防卫能力。 2. 在改革水师装备方面     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他们都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企业。丁宝桢与李鸿章就是两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主张改善船炮以武装水师。     丁宝桢认为“水师有战船犹陆路之有营垒,陆路无营垒无以利战攻,水师无战船兼且不能操演。”[1](P.133)因此,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着重改善山东水师的武器装备,放弃形制笨重、不利于航海的原水师舰船,派人赴广东购造了 14 条“船头尖尾大,利于乘风破浪,且船身甚低,无虞轰击,可施桨槽,河海皆宜,师船之善,似此较优”[1](P.133)的拖缯船。此外,还又精购炮械配置在14条拖缯船上,比如德国克虏伯枪炮。这14条拖缯船“每号拖缯船,头桅后配二千斤大炮一尊,尾配五百斤大炮二尊,两旁配千斤大炮四尊,二百斤炮四尊,子母炮八尊,敞口炮二尊,每船共大小炮二十一尊,皆用磨盘炮车。其统领船内,惟头桅后之大炮改用二千余斤或三千斤者。又每船应配鸟枪十二杆,藤牌十四面,牌刀十四口,长矛十二杆,以及竹帽四十五件。”[1](P.134)他还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让官兵数日练习演放枪炮之法。     除了从外地购买精良的装备外,丁宝桢还认识到自制武器的重要性,主张“其一切火器,只须访求善式,由营自行加工制造。至火药、炮子二种,在军中尤为紧要之物,应责成该营统领督同营官等加工监制。”[1](P.134)1875年,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在**泺口正式成立。山东机器局所生产制造的军火,大部分调拨给沿海炮台驻军和水师供练兵之用,对山东军事武备的改善,增强山**防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式水师需要新式武器的装备,作为洋务派代表之一的李鸿章对西方的新式船舰也颇有研究。1875年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蚊炮船。1878年,又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蚊船,命名为 “镇北”、“镇南”、“镇东”、“镇西”。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后,李鸿章进一步指出,“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我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凌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 [10],从而要求清政府速购铁甲舰,以敌日本,并警告说“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3](P.77)李鸿章遂于光绪五年(1879)十月二十八日奏请为山东**等**购买蚊子船一只。1880年至1881年,李鸿章通过赫德从英国代山东省订购了巡洋舰“扬威”、“超勇”,蚊炮船“镇中”、“镇边”。1881年李鸿章把“镇中”、“镇边”与“镇东”等炮船及新购的巡洋舰 “合为一小支水师,随时会操,轮替出巡,防护北洋要隘,以壮声势,而资控扼。”[8](P.72) 丁宝桢与李鸿章为山东水师添置新式装备大大提高了山**防的实力。   (三)在海防作战指导方针方面     关于海防作战的指导方针,丁宝桢与李鸿章奉行的基本上都是以陆防为主,“以守为战”的消极防御战略,并不是与洋人争战于大洋取得制海权的思想。     丁宝桢认为“水师之得力者,仍恃以为沿海陆路之声援,而非心与洋人争战于大洋也。”[9](P.1774)在加强胶东半岛的海防时,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他指出:“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10](P.21)因此,丁宝桢在加强山**防建设的措施中体现了他“以守为战”的特点,比较鲜明的措施有:     其一是修筑炮台。1875年**案发生后,丁宝桢对**、**等十多处炮台加固,并在**、**、登郡建筑炮台。光绪元年( 1875年) ,丁宝桢请奏调湖北候补道张荫桓来山东主持炮台的修筑工作。1876年,正式开始兴建通伸冈炮台,又称“**西炮台”,光绪四年竣工。丁宝桢还设想在**“密布水雷,紧闭一门,仅留北口一门以通我师。于刘公岛之麓筑一炮台,其岛口两面各筑一炮台以相犄角。” [10](P.22)通过修筑坚固的炮台以实现严格防守。     其二是种植防护林。山东的海岸线绵长,可谓防不胜防。丁宝桢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到:“窃惟外洋之所恃者,在船炮之坚利;船炮之所恃者,在测量之准的;而测量之所恃者,则全在于千里显微各镜之能视远。若使海岸俱有屏蔽,令彼不能远视,则测量之术穷; 测量之术穷,则船炮之利亦不能独胜。……臣再四筹思,欲求海岸屏蔽之法,莫如沿岸多种树木。盖树木易于生发,但使栽种得宜,数年之后,树身新高,枝叶渐密,远近二千里,皆一望浓阴,纵使轮船升桅远眺,亦无能瞰我虚实。此时栽植树木,系地方民生应办之事,既不骇人耳目。设异日仓卒有事,即于树林之内筑垒设防,较之炮台之彼此对观毫无遮蔽者,利钝自觉悬殊。”[10](P.23) 基于这个认识,丁宝桢发动沿海老百姓在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广植树木,以模糊敌人视线,使敌人难以窥探虚实。 与丁宝桢一样,李鸿章也主张“以守为战”。他认为中国兵船甚少,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与敌舰驰逐大洋,“胜负实不可知”,因而主张海军“无事时扬**上,有警时仍可收进**,以守为战。” [11](P.148)他还提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在当豫**备确有要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12](P.88)基于这种思想,李鸿章在**修筑了海岸炮台13座,后来还修筑了4座新式陆路炮台。  1886年,李鸿章抵达**巡视海防,提出建立东炮台,他说:“**为北洋通商三口岸之一,中国沿**至琼州,北至**,俱已建置炮台,**水深口宽尚无建置,不足以壮声威,况**既为海军屯驻口,**尚距百余里,系**防路,不容一隙之疏,**西端有通伸岗炮台,距**港口过远,虽置巨炮,亦难遥击,唯岿**与芝果!峻炯两岛鼎峙**,天然关隘,岿**尤为轮船进口必经之路,函应在岿**筑炮台一座。”[13](P.52)1891年东炮台全面竣工,李鸿章视察东炮台看到炮台上安装的克虏伯大炮时提到:“所筑台垒,辄有后起争胜之势,**本是**后路,胶澳形势紧曲,但使台炮得力,扼防自守,勿需屯戍重兵。”“岿**与**、**两岛鼎峙**,天然关隘,防守严密,敌船北来无停泊之地,渤海千余里固若长城矣!” [13](P.52)除建筑炮台外,驻防****武军在**还建筑了药库、交通、土墙等必要的防御设施。 可见,立足于守,保卫京畿是两人的共同之处,这说明二人都仍然受传统的“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 二、丁宝桢与李鸿章在山**防建设上的不同之处   (一)在发动民众参与加强保卫海防问题方面 丁宝桢认为“民气可用”,他主张在沿海各地召募水勇,统一训练,并将其中技艺高强者挑选为练勇,将来拨为兵轮水勇。发动和组织沿海民众协同军队固守海防是丁宝桢加强海防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李鸿章对于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加强海防一直持消极态度,认为民团“流弊甚多”、“不能与洋兵搏战”[4](P.46),拒绝在沿海地区组织民团抗御外国的侵略。   (二)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问题方面 丁宝桢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师夷长技”。但是,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问题上,丁宝桢的态度是坚持独立自主,严防外国人的干预,着眼于在引进的基础上实现自制。他主张制造机器不能不效仿西方,而仿照西方仅可师其法、窥其意,决不可用其人。丁宝桢有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我方学彼之长,若再借彼之人为工师,则西人之教法必将秘之而不能尽授,即中国人之心思亦将狃于故常而不能通灵。”[14](P.163)而且聘用洋人的费用极其昂贵,机器局的经费十分有限。因此,他主张招募一些通晓西方技艺的中国人来从事新式武器的生产制造。1875年,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就是他独立自主思想的具体实践。     相较于丁宝桢的独立自主,李鸿章则倾向于购买洋器。虽然李鸿章最初也提出要实现新式武器的自造,中国的船舰应由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但日本侵台后,他的态度则转变为强调从外国购买武器,以购买为主,自造为辅,他认为,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所造的船舰,物料匠工大多来自国外“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向外洋购船之价” [4](P.45),同时,中国海军又建设,因此他认为在国外定制舰船更为省便。这是他与丁宝桢在对于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最大的不同之处。   (三)关于筹饷问题方面 在如何筹备军饷问题上,丁宝桢与李鸿章存在着非常鲜明的不同。 李鸿章等洋务派代表主张筹饷重点在“开源”,即效仿西方开办民用企业,以分洋利,为军事的发展提供资金。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作利且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2](P.69)因此,李鸿章主持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企业。 而丁宝桢的观点则与李鸿章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开办煤矿以筹备军饷,认为开办煤矿只能获得一时之利,等到地下煤矿被挖空“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势必酿成事端,是欲筹饷以御外侮,转至内患丛生,外侮亦无从筹御。”[10](P.21)因此,丁宝桢认为筹饷的关键是“节流”,认为“中国饷源所入以钱粮关税为大宗,军兴以来,始行抽厘。军务至十数年,而饷糈不致十分告匮者,未始抽厘之利。今欲求饷需不竭之源,大约仍以此为较有把握。”[15](P.31)1875年丁宝桢创办山东机器局,机器局的开办费和常年经费基本都是来自山东省内缴纳的厘金。 相比较二人的筹饷思想,丁宝桢与李鸿章对于军费来源的认识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结语 丁宝桢和李鸿章都是试图维护专制统治的封建官僚,他们都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海防建设思想中都表现出了保守性的特点。但是,他们二人又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尝试着用近代眼光看世界、看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的海防建设思想中又都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特点。虽然他们自身的海防思想都具有矛盾性,而且彼此之间也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们对山**防的建设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山**防的实力。     本文来自香当网http://www.xiangda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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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墨123

    贡献于201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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